米格爾·鮑羅爾從我注視他的目光中看出我興致頗高。“年輕人,你彈吉他嗎?”他問道。“稍微彈彈而已。不過在既是朋友又是老師的安德列斯·塞戈維亞面前,我連給我的吉他調音的勇气都沒有。”我指著羅貝爾托·拉默戈回答道。拉默戈是個來自阿根廷的畫家。他非常熱衷于吉他,但是他笨拙的手指僅能結結巴巴地拼湊出几首簡單的小曲。
米格爾·鮑羅爾起身向他致敬道:“久仰您的高才,見到您實在是榮幸之至!我知道您來自格拉那達,但是我剛才听您說的几句話卻令我覺得您似乎是南美人。不過,正如在墨西哥有很多一流的斗牛士一樣,那個國家擁有一些出色的吉他演奏家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他把吉他遞給拉默爾,并禮貌地補充道:“這把吉他可是無价之寶。它是由馬努埃·拉米列茲制作的。試試吧。我請求您允許我們來欣賞一下您的藝術。”
拉默戈一臉茫然,以痛苦的目光瞥了我們一眼。我挺身而出為他解圍,對鮑羅爾說道:“請不要見怪。我的老師僅演奏以五線譜記錄的樂曲,而且,您的琴弦也并不适合用來展現他的演奏技巧和自由風格。讓我盡量克服自己的膽怯來為您演奏几首他教給我的曲子吧。”
說完,我接過吉他并用一連串的快速音階和琶音作為開場,以此來活動一下我的手指。鮑羅爾滿臉訝异地听著,用雙手抱住頭惊歎道:“天哪,他老師的演奏又該是何等神奇啊!”這之后他便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而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到拉默戈身上。那時即使我化身成為俄耳甫斯(GS按:希腊神話中善彈豎琴的歌手,傳說其音樂可以感動鳥獸木石),并且完全掌握了吉他技巧与情感方面的所有奇跡也沒有用,米格爾·鮑羅爾對于任何其他令人惊异或崇拜的人物都無動于衷。我以靈活而精确的技巧而克服的每一個艱難樂段,以及我期望能夠打動他心靈的每一個樂句,都僅僅使他對安德列斯·塞戈維亞這個幕后的天才更增崇拜。他一直試圖從我手中奪過吉他并把它交給拉默戈。
從未受到過如此懇求并被人堅持邀請彈奏吉他的拉默戈漸漸的有點飄飄然了,似乎忘記了自己能力有限,好几次都差點被鮑羅爾說服。這個玩笑好象開到了我們自己身上,我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拉默爾進行演奏,我和他之間的對抗對鮑羅爾來說是如此明顯卻又讓他難以理解。最后鮑羅爾憤怒地對我說道:
“年輕人,記住!在船長面前,大副就應該保持沉默!要知道上帝要比他的圣徒更偉大!明白嗎?”
我們擔心把玩笑開得過火,万一鮑羅爾發現這個騙局,那肯定會得罪他不輕,所以我們的聚會草草收場。我們這伙人中的大財主佩德羅·安東尼奧酬謝了兩位藝術家,而我們其他人則各自付了酒水錢。
在我們离開小酒館經過前台的時候,我們听到唐·埃杜瓦多一如既往地大叫著反對斗牛表演以及所有這項活動參与者的話:“就是這些東西將會毀滅西班牙,”他嚷道,“這种由于觀看斗牛表演而激起的對血腥情緒的愛好使西班牙人的感覺變得遲鈍。科學与藝術遭到蔑視,而大家都熱衷于崇拜地看著諸如“杰拉”或“拉加提卓”的斗牛士,卻低估了伊奇加萊,薩爾麥倫,卡加爾,貝納文特等人的作品。”然后他鄙視地指著公牛的頭顱,帶著強烈的厭牛情緒叫道:“把一個斗牛士的頭像放在這樣一個榮耀的地方難道不是一种恥辱嗎?!這里絕對應該放上……放上……”酒館的老板諧謔地接茬道:“你說得太對了!我們本來就應該在那里放上貝納文特或者卡加爾的頭像!”
第二天下午,我乘上了去往馬德里的火車。我的全部行李包括一個裝滿書籍、樂譜及少量衣物的旅行箱,一個裝著我的晚餐和洗漱用具的破舊手提袋,再有就是我的琴盒,這些便是我在世間的全部家當。但我的心中充滿了殷實奢侈的希望和幻景,那些荒誕不經的美夢和抱負鼓動著我的心靈,激發著我的幻想。這一切与我物質上的貧窮形成了多么強烈的對比呵!
行李搬運工打開一間包廂的門,我爬進去為我的吉他找了個安全的地方,然后就坐下來觀察同行的旅客。第一個被我細致審視的是個粗俗、笨重的男子,他窄窄的前額布滿皺紋,如灌木叢般濃密的眉毛几乎遮住了眼睛,使他看起來象一頭野豬那樣凶猛;他那多肉的大鼻子似乎在噴著黑色的濃煙,形如兩根大香腸的嘴唇則帶著不滿和無禮的神情,而兩只紅色多毛的大耳朵更是象令人討厭的蜘蛛令人唯恐避之不及。
我將視線從這個可憎人物的身上移開而轉到一個比較有吸引力的對象身上。在我的正對面,我看到一個年輕女孩儿的美麗面龐。她的父母就陪同在她身邊。她的母親是個已經到了無法以化妝品掩飾年齡的女人;她的父親則顯得高貴,睿智,但由于身体虛弱而有些早衰。他的眼睛似乎并未專注于事物的外部表征,也沒有集中于思想的內省,而是好象沉浸在某种不健康、受困扰的情緒造成的氛圍中。他們女儿小巧、优雅的身体正處于發育期,可她似乎并不情愿讓身体顯示出迷人的曲線;她那安靜的眉毛下面有雙藍色的大眼睛,將她的面龐襯托得倍加美麗迷人。她的表情顯得聰明而友善。我答應自己稍后再更加細致地觀察她,便把目光轉向另外兩個同行的乘客。其中一個是身材壯碩的牧師,他面帶微笑,好象對于自己在塵世間的地位非常滿意;另外一個是個小男孩,他那無法抑制的過盛精力不停地遭到牧師的譴責。火車慢慢地開動了。在西班牙之外的國度里,同行的乘客大多不會注意彼此,甚至一起坐上几天都不搭上一句腔。在我們的國家,這种隔离會被視作坏脾气或缺乏教養的表現。那個時期的火車包廂成為了名符其實的新聞中心和辯論俱樂部。當旅途結束的時候,那些偶然相遇相識的人們象老朋友一樣告別,并期待著下一次的見面來繼續他們尚未結束的白熱化爭論,并在必要的時候,向對方發動猛烈攻擊,甚至于惱羞成怒而拳腳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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