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G曾想同你签约，而你却拒绝了这个机会并返回到古巴？

LB：我认为DG是最好的录音公司之一，但他们对曲目的选择似乎有些保守。在叶佩斯曲集以及上百张类似曲目的唱片问世后，他们仍然要我录制一张罗德里戈、阿尔贝尼兹和格拉纳多斯的西班牙音乐唱片。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试图搞一个竞争。我觉得作为同一家唱片公司去和耶佩斯的曲集竞争实在有点荒谬，因此我建议出版一张拉美风格曲集，或是中世纪到现代的一些舞曲，或是包括塞尔维斯·里奥波德·卫斯作品在内的巴洛克音乐，这种音乐带有弗朗茨·布鲁根和古斯塔夫·里昂哈特式的严谨风格，这种风格与我息息相关。然而他们不接受，他们只想弄一张例行的西班牙音乐唱片。我们为此发生了争论，最后我决定退出。不过，我还是录制了史卡拉蒂的“完整”(integral)，这个录音很受欢迎，另外我还录制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后来，由于致力于作曲，我沉寂了一段时间。

CM：那是在你回到古巴之后吗？

LB：那时我每年都要出入古巴数次，就象我现在一样，一年要旅行七、八次。我每个月都在这里(GS按：这里指古巴)呆上一、两个星期。

CM：当你认识到不得不生活在古巴而不是欧洲时，你是否觉得是某种付出？

LB：开始我是这样想的。当时我在美国，但我觉得回到古巴并在这里做点事情会更好些。

CM：“做点事情”的说法实在是过谦了。你为什么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参与行政工作呢？

LB：起初，我是在建立一些东西，这是我热衷的事情。我建立了一个广播网和电影工业的音乐分部。我曾在一年内制作了120个录音，指挥和创作各种活动的乐谱。每天晚上我都会和某个室内管弦乐团或五重奏乐团在一起——不一而足。我是和声学及旋律配合法的教授，成立了一个小组在电影中进行实验，我还与特罗瓦多里斯一起搞“新歌”。

后来我组建了交响管弦乐团，这以前的乐团可谓单调无比，而且千篇一律。我搞了一系列全新而简单的节目，但不是我的作品。我们有包括斯特劳斯的作品或约翰·威廉斯的星球大战音乐之类的通俗系列，我们也有“街头交响乐团”。乐团在公园里演出，吸引了很多好奇的人们。

这就是我开始做的一些工作。确切地说，我不能算是一个官僚。当小小的文化部开始筹建时，他们就邀请我做顾问。我那时想我们将开创一个崭新的音乐时代，但是，直到六、七年前，我才开始涉足官僚政治，因为我信任文化部，但那里却有很可怕的矛盾冲突。

具体地说，官僚政治的问题就好象负责计划者和负责实施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罗马时代就存在。当罗马皇帝把哲学家赶出去之后，罗马帝国就开始走向衰落。历史就是如此；而且在不断地重演。官僚主义是与权利打交道的学问。什么样的人是官僚？官僚不过是一个扭曲了的掌权者的形象，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是。他不相信并且远离那些有思想的人。这种分歧必须在特定的地点以特定的方式解决——通过爱。官僚们应该以某种方式热爱他们所涉足的艺术素材。这是我的理论，也是过去八年来我一直斡旋于官僚政治中的原因。但这令人非常疲惫，我已不堪重负了。

CM：这是不是一种牺牲呢？

LB：不完全是。专业人才的匮乏是这个国家的不幸，因此我们在同一时间内要做很多不同的事。这种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在法国、美国有着太多的专业人才，所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权力之争。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增加效率。而在一个象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提高效率是很困难的。我们的社会制度太民主了，以至于一个人即使做错了事，他仍会留在位置上，直到他造成大量的灾难，那层纸实在无法包住火为止。这非常难以置信，但的确是真实的现状。

CM：你是否觉得社会主义比在资本主义环境更适合你进行作曲和艺术创作？

LB：我不太清楚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我觉得古巴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我是个古巴人。另外一点，政治总是干涉并玩弄文化和艺术，而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也玩弄政治。这很重要。你也许认为你是个美国人，但你不会多想尼克松或里根，你会更多地去想沃特·威特曼甚至哈姆弗雷·勃加特。我也一样。当我谈论古巴的时候，我从不会想到我们国家的总统，我会想起古巴19世纪的伟大诗人之一何塞·马提，我会想起画家卡雷罗·莫里诺，或者伟大的作家阿里何·卡彭蒂尔，他与路易斯·阿拉贡一起在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些——而不是古巴美丽的景色，是这种属于我我自己的文化，构成了我心目中的古巴。当然，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