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G曾想同你簽約，而你卻拒絕了這個机會并返回到古巴？

LB：我認為DG是最好的錄音公司之一，但他們對曲目的選擇似乎有些保守。在葉佩斯曲集以及上百張類似曲目的唱片問世后，他們仍然要我錄制一張羅德里戈、阿爾貝尼茲和格拉納多斯的西班牙音樂唱片。那時我并不知道他們在試圖搞一個競爭。我覺得作為同一家唱片公司去和耶佩斯的曲集競爭實在有點荒謬，因此我建議出版一張拉美風格曲集，或是中世紀到現代的一些舞曲，或是包括塞爾維斯·里奧波德·衛斯作品在內的巴洛克音樂，這种音樂帶有弗朗茨·布魯根和古斯塔夫·里昂哈特式的嚴謹風格，這种風格与我息息相關。然而他們不接受，他們只想弄一張例行的西班牙音樂唱片。我們為此發生了爭論，最后我決定退出。不過，我還是錄制了史卡拉蒂的“完整”(integral)，這個錄音很受歡迎，另外我還錄制了一些其他的東西。后來，由于致力于作曲，我沉寂了一段時間。

CM：那是在你回到古巴之后嗎？

LB：那時我每年都要出入古巴數次，就象我現在一樣，一年要旅行七、八次。我每個月都在這里(GS按：這里指古巴)呆上一、兩個星期。

CM：當你認識到不得不生活在古巴而不是歐洲時，你是否覺得是某种付出？

LB：開始我是這樣想的。當時我在美國，但我覺得回到古巴并在這里做點事情會更好些。

CM：“做點事情”的說法實在是過謙了。你為什么投入很大的精力來參与行政工作呢？

LB：起初，我是在建立一些東西，這是我熱衷的事情。我建立了一個廣播网和電影工業的音樂分部。我曾在一年內制作了120個錄音，指揮和創作各种活動的樂譜。每天晚上我都會和某個室內管弦樂團或五重奏樂團在一起——不一而足。我是和聲學及旋律配合法的教授，成立了一個小組在電影中進行實驗，我還与特羅瓦多里斯一起搞“新歌”。

后來我組建了交響管弦樂團，這以前的樂團可謂單調無比，而且千篇一律。我搞了一系列全新而簡單的節目，但不是我的作品。我們有包括斯特勞斯的作品或約翰·威廉斯的星球大戰音樂之類的通俗系列，我們也有“街頭交響樂團”。樂團在公園里演出，吸引了很多好奇的人們。

這就是我開始做的一些工作。确切地說，我不能算是一個官僚。當小小的文化部開始籌建時，他們就邀請我做顧問。我那時想我們將開創一個嶄新的音樂時代，但是，直到六、七年前，我才開始涉足官僚政治，因為我信任文化部，但那里卻有很可怕的矛盾沖突。

具体地說，官僚政治的問題就好象負責計划者和負責實施者之間的矛盾。這种矛盾在羅馬時代就存在。當羅馬皇帝把哲學家赶出去之后，羅馬帝國就開始走向衰落。歷史就是如此；而且在不斷地重演。官僚主義是与權利打交道的學問。什么樣的人是官僚？官僚不過是一個扭曲了的掌權者的形象，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是。他不相信并且遠离那些有思想的人。這种分歧必須在特定的地點以特定的方式解決——通過愛。官僚們應該以某种方式熱愛他們所涉足的藝術素材。這是我的理論，也是過去八年來我一直斡旋于官僚政治中的原因。但這令人非常疲憊，我已不堪重負了。

CM：這是不是一种犧牲呢？

LB：不完全是。專業人才的匱乏是這個國家的不幸，因此我們在同一時間內要做很多不同的事。這种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生：在法國、美國有著太多的專業人才，所以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權力之爭。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增加效率。而在一個象我們這樣的民主國家，提高效率是很困難的。我們的社會制度太民主了，以至于一個人即使做錯了事，他仍會留在位置上，直到他造成大量的災難，那層紙實在無法包住火為止。這非常難以置信，但的确是真實的現狀。

CM：你是否覺得社會主義比在資本主義環境更适合你進行作曲和藝術創作？

LB：我不太清楚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說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我覺得古巴是最好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我是個古巴人。另外一點，政治總是干涉并玩弄文化和藝術，而藝術家在某种程度上也玩弄政治。這很重要。你也許認為你是個美國人，但你不會多想尼克松或里根，你會更多地去想沃特·威特曼甚至哈姆弗雷·勃加特。我也一樣。當我談論古巴的時候，我從不會想到我們國家的總統，我會想起古巴19世紀的偉大詩人之一何塞·馬提，我會想起畫家卡雷羅·莫里諾，或者偉大的作家阿里何·卡彭蒂爾，他与路易斯·阿拉貢一起在巴黎的超現實主義運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這些——而不是古巴美麗的景色，是這种屬于我我自己的文化，构成了我心目中的古巴。當然，還有我的妻子和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