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库柏(Colin Cooper)，1926年生于英国伯肯黑德(Birkenhead)，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典吉他撰稿人之一。自1982年起，他一直担任英国《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杂志的总编和特稿编辑(该杂志是公认的专门致力于古典吉他的领导性月刊)。他那富有洞察力的访谈，引人深思的文章，和时而引发争议的评论显示了他在音乐出版界的独特地位。从二十多岁起就作为职业撰稿人的他，已出版了五部小说，有十二部剧作公演(其中一部是电视获奖作品)，并在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上发表了难以计数的各类文章。他从36岁开始弹奏吉他。在连续15年间，他为东京《现代吉他》(Gendai Guitar)杂志的一个固定专栏撰稿，他也是《吉他》杂志的第一任特稿编辑(《吉他》杂志的最初四期是在他伦敦的家中出版发行的)。他还在世界各地无数的国际吉他比赛中担任过评委。

以下访谈中MI为Melita Ivkovic，CC为Colin Cooper。

MI：《古典吉他》杂志是如何创办的？

CC：它是由莫里斯·萨摩菲尔德(Maurice Summerfield)创办的，他曾经是前身杂志《吉他》的主要广告商，而《吉他》杂志是1972年我和一个朋友在我家中创办的。后来莫里斯和我的前合作伙伴产生了分歧(那时我已经退出了该杂志)。那次争论的结果是莫里斯决定创办他自己的杂志。所以，他就同几个朋友通了电话——我，约翰·多尔特(John Durte)，格雷汉姆·韦德(Graham Wade)，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收入，只有开销。在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后，我们才有了一些可周转的资金，但是并不多(确实非常少)。不过，这份杂志得以生存下来，目前面向大约84个国家的读者。

MI：你们有很多订户吗？

CC：是的，不过我们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报摊销售的。你可以在里约热内卢的街上买到它，但在英国就相对困难些。我们虽然有一个英国的读者群，但我们的杂志主要在音乐商店里才能找到。在世界的某些城市，人们午夜时分随意走进一家街角的小店就可买到《古典吉他》杂志，这确实令人惊讶！

MI：《古典吉他》已成为古典吉他圈中最有影响力的杂志。除了经济方面的困难，你们还经历过其他什么问题吗？

CC：在莫里斯的部分进口生意崩溃的时候，那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我们的杂志还是得以维继。后来我们在打印机方面遇到了难题，因为英国的纸张价格变得非常昂贵，我们不得不提高杂志的价格。当然，人们抱怨说：‘非常遗憾，它太贵了。’这是常见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设法把价格压得很低：现在的价格低于三英镑，而你能想到的其他吉他杂志至少要四英镑，甚至贵更多。我们流失了一两个撰稿人，比如约翰·多尔特在创刊三、四个月后就离开了我们。他回到了另外那家杂志，但该杂志在大约10年前就停刊了。他现在并不是我们的团队成员，虽然他是个82岁高龄的大忙人，但是他会挤出时间来为我们撰写一些文章，和很多通讯！

MI：你们如何管理你们的撰稿人？

CC：我们没有能力按照我期望的方式进行付费委托创作。我无法对一个优秀的音乐撰稿人说：“我希望您为我们撰写一篇文章，我们将付给您200英镑”，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我们必须等待，私下询问某人愿否写点东西。我们确实会付给投稿人一定的报酬，但是并不多。我们依靠自愿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有时则非常困难。

MI：这些年来杂志的销售份额是多少？

CC：大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卖出1000份左右，后来上升到5000至7000份之间，并不多。如果能到15000份就相当好了。我们在赢得不少新订户的同时，也失去一部分老客户。现在我们在美国的销售份额相当高，与我们在英国的水平不相上下。

MI：国际上吉他圈的情况可谓五花八门。你们如何做到兼收并蓄，成功地报道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活动？

CC：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我们尚不了解的的艺术节和进展。比如，在日本大约有两百万吉他手，其中的有些人的确非常不错。另外，在日本发行的绝大部分唱片我们都无缘见到。对于我们来说，要涵盖所有这些内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尽力而为。我们有个称作“各地采风”(Views from Everywhere)的专栏，任何人都可以向这个专栏投稿。

MI：您采访过如此之多的吉他手，其中最不寻常的经历是什么？

CC：在我的经历清单上最难忘的应该是多年前同伊利亚特·费斯克(Eliot Fisk)的一次访谈。那是在伦敦威格默尔厅(Wigmore Hall)的杰出音乐会之后进行的，访谈安排在大卫·罗素(David Russell)的公寓里，也就是伊利亚特的下榻之所。那是一个周一的早晨，我们单独在房间里，但他似乎不想交谈。访谈变成了那种提问比回答还要长的尴尬情形。这对于采访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后来有个吉他手来敲门，询问是否可以允许他进来。接着来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吉他制作家布莱恩·科恩(Brian Cohen)，另外一个是提摩西·华克尔(Timothy Walker)。这样一来，伊利亚特就有了听众；他开始进行表演，在表演过程中，他说了一些重要甚至是具有革命性的话。这成为我所作的采访中最令人激动的访谈之一。

MI：您总是有很多旅行安排，您是如何安排这种生活的呢？

CC：有时候，我看上去好像是生活在旅途之中，但实际并非如此。比如，当我从扎格莱布(Zagreb)回家后的12个星期里，我将呆在计算机前，生活会变得非常单调。旅行代表了在例行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变化，我能够应付这些变化。在同计算机独处了很长时间之后，旅行几乎就成了度假。

MI：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您对克罗地亚的吉他界的情况怎么看？

CC：多年以来，我一直知道这个地区有很浓厚的音乐文化，不过直到三年前我在波兰听到罗伯特·贝里尼克(Robert Belinic)的演奏后才突然明白，在克罗地亚有一批我需要深入了解的优秀人物。我的期望得到了证实，前四晚我听到的那些年轻人的演奏，罗伯特的音乐会和昨晚扎格莱布吉他四重奏音乐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四重奏音乐会上的巴赫曲目是一段非凡的经历。在我看来，那是一流素质与一流教学的结合，并将培育出更多的吉他手，以及，用个更有意义的词语来说就是，更多的音乐家。这些年轻人不仅仅是吉他手；他们也是音乐家，这是最令我欣赏的一点。

MI：问题是，想在克罗地亚将吉他作为事业来追求是非常困难的……

CC：是的，不过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从才能与能力来说，扎格莱布拥有良好的资源，能够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如何利用这种资源并获得成功，我不清楚，我没有答案。我想你们要么走出克罗地亚寻求发展，要么留在这里来改善克罗地亚的现状。有些人会选择这样，有些人则选择那样。

MI：在所有您听过的吉他手中，您最欣赏哪一位？

CC：这个问题太难了！因为吉他手是各具特色的。我认为他们比任何其他器乐演奏者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示个性，我们对他们的感受也就相应的显得个人化。比如说，大卫·罗素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家；他令吉他歌唱，我们期望他整晚整晚地演奏。帕威尔·斯戴德尔(Pavel Steidl)是另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他的演奏浑然天成，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是在即兴发挥。科斯塔斯·科特西奥里斯(Costas Cotsiolis)和伊利亚特·费斯克则具有高超的技巧和其他一些东西。还有几个美国人，比如本杰明·威尔德利(Benjamin Verdery)；他能够激发他的学生们在演奏中超水平发挥。缇尔曼·霍普斯托克(Tilman Hoppstock)以大师班见长，同时也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奏家，充满才智，具有惊人的动态范围。另外一个德国人，休伯特·卡佩尔(Hubert Käppel)，具有鲜明的舞台个性，那无疑是他成功的秘密之一。但是还有其他很多人：阿尼埃罗·德西德里奥(Aniello Desiderio)的那不勒斯式热情以及技巧方面的天赋；大卫·塔南邦(David Tanenbaum)对现代音乐充满理性的演绎；阿萨德兄弟(Assad Brothers)那带有十足节奏感的亮丽光彩；罗兰·迪安斯成功地填补了古典与爵士乐之间的鸿沟，使二者都更具表现力和深度。当然，还有伟大的朱里安·布里姆(Julian Bream)，他激发了如此众多的美妙作品；没有他，我们的现代曲库将会非常贫瘠可怜。我也听过几次塞戈维亚(Andrés Segovia)的演奏，不过未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他那宏大的音色范围。当我有那样的机会时，他已经老态龙钟而且非常容易疲倦，尤其是他的左手。但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任何人能作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