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这对您的投入是个很好的回报！

JB：是的，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和我的红葡萄酒说再见了！

LS：您现在已经完成了录像制作的第一次尝试，您还会再做吗？您是否有兴趣与一位专为影视节目创作音乐的作曲家合作？

JB：我其实已经这样做了！几年前，我曾为不少故事片配乐；作曲家为制造特殊的效果和特别的情绪而创作，而你则必须“弹奏影象”。另外，在大约二十年前，BBC电视台为一个极精彩的国际摄影展制作了一部长度为一小时的影片。摄影展的内容分为几个基本主题，比如战争、爱、孩子等等。镜头轻轻摇动，而我几乎全是在现场进行同步配音，即兴弹奏出脑海里浮现的音乐。我觉得那是我所做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我必须在产生动机的瞬间迅速选出一支曲子，或某支曲子中的一部分来演奏。那真是奇妙极了！

LS：二十年前的听众规模似乎已经大为缩减，今天，只有很少的吉他演奏家能吸引一定数量的听众。为什么会这样呢？

JB：人们的习惯和时尚是周期循环的，吉他也因此受到影响。吉他有时红极一时并受人喜爱，而有时又被尘封于阁楼之上。当今的问题之一是吉他活动有点过多了。这么说也许不太公平，但我认为吉他曲目无法承受这样热情和刨根问底式的崇拜。另外，我觉得吉他演奏家倾向于与音乐隔绝：经常有人认为吉他是最重要的，而音乐却是第二位的。我认为这种方式在其他乐器演奏者中很难见到，他们总是将音乐放在首位，而乐器则位居其次。

吉他能将需要表达的内容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它却消受不起过度的热情。塞戈维亚实现了这一点，但他是个特例。

LS：塞戈维亚曾说他的目的之一是增加吉他保留曲目的数量和质量，以使吉他能够摆脱某一位超级大师的限制。您觉得这个目标达到了吗？

JB：我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就象我刚才说过的，事物是周期循环的。比如，塞戈维亚所敬慕的作曲家(他们也常常是他的朋友)为他写的一些曲子，在二、三十年代是非常适切的作品，但后来就显得相当过时，甚至有些枯燥无味了。而到了现在的八十年代，当你再次审视这些吉他音乐时，你会发现有一两首曲子可以被赋予新的生命！如果在钢琴上演奏，你是不会去听它的；但在吉他上弹出，里面则确有内涵。

LS：那么，您是否觉得吉他无法表达具有深度理性基础的音乐作品呢？

JB：它可以的，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音乐并未处于适合吉他的理想境界。在恰如其分地表现这种音乐的份量方面还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在本世纪，尤其是过去的三、四十年中，音乐语言变得混乱不清，好像什么都有；它基本上被阿诺·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及其追随者破坏了。但别误解我对勋伯格的看法：我非常崇拜他。实际上，我崇拜他，更多地是从历史的角度而非他创作的大量音乐。不过音乐语言确实遭受了重创。有几个作曲家试图恢复，可是音乐本身及其语言和语法都已支离破碎。在我看来，当今的音乐创作不可能象空穴来风一样只有深奥或高度超脱的内容。在过去20年中确有些作品具备丰富的精神和戏剧内涵。但是，吉他却无法运用这种破碎的音乐语言来表现它们。

LS：您认为吉他在本性上是一件特别精神化或情绪化的乐器吗？

JB：不，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吉他可以唤起许多非凡的东西，但这个问题就象：“日本的花园象英国海德公园吗？”它们不象！首先它们的比例就完全不同。吉他基本上来说是通过暗示来进行表达的。它无法轻而易举地表现具体的事物。吉他是煽情的，而且它的表现力可以非常强大。但音乐语言必须超越煽情的范畴，它还必须具有结构灵活的基础，它必须有一个与数学相关的结构，比如：对位法。

LS：您是否觉得吉他特有的在动态范围和复调上的限制令其无法胜任现代音乐？

JB：不，因为有时正是这种限制产生了张力。例如，巴赫d小调无伴奏组曲中的《恰空》，在管风琴上演奏时效果相当好。但是，正是由于小提琴的一些限制，它更能原汁原味地表现该曲，虽然管风琴是件比小提琴大得多的乐器。我提倡这种限制，因为你若是为吉他作曲，就必须将音乐进行浓缩和抽提。它不能有多余的材质或虚饰。你必须直接触及到音乐的中心，并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吉他恰恰非常擅长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