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庫柏(Colin Cooper)，1926年生于英國伯肯黑德(Birkenhead)，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典吉他撰稿人之一。自1982年起，他一直擔任英國《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雜志的總編和特稿編輯(該雜志是公認的專門致力于古典吉他的領導性月刊)。他那富有洞察力的訪談，引人深思的文章，和時而引發爭議的評論顯示了他在音樂出版界的獨特地位。從二十多歲起就作為職業撰稿人的他，已出版了五部小說，有十二部劇作公演(其中一部是電視獲獎作品)，并在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上發表了難以計數的各類文章。他從36歲開始彈奏吉他。在連續15年間，他為東京《現代吉他》(Gendai Guitar)雜志的一個固定專欄撰稿，他也是《吉他》雜志的第一任特稿編輯(《吉他》雜志的最初四期是在他倫敦的家中出版發行的)。他還在世界各地無數的國際吉他比賽中擔任過評委。

以下訪談中MI為Melita Ivkovic，CC為Colin Cooper。

MI：《古典吉他》雜志是如何創辦的？

CC：它是由莫里斯·薩摩菲爾德(Maurice Summerfield)創辦的，他曾經是前身雜志《吉他》的主要廣告商，而《吉他》雜志是1972年我和一個朋友在我家中創辦的。后來莫里斯和我的前合作伙伴產生了分歧(那時我已經退出了該雜志)。那次爭論的結果是莫里斯決定創辦他自己的雜志。所以，他就同几個朋友通了電話——我，約翰·多爾特(John Durte)，格雷漢姆·韋德(Graham Wade)，以及其他一些人——我們都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任何收入，只有開銷。在逐漸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后，我們才有了一些可周轉的資金，但是并不多(确實非常少)。不過，這份雜志得以生存下來，目前面向大約84個國家的讀者。

MI：你們有很多訂戶嗎？

CC：是的，不過我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報攤銷售的。你可以在里約熱內盧的街上買到它，但在英國就相對困難些。我們雖然有一個英國的讀者群，但我們的雜志主要在音樂商店里才能找到。在世界的某些城市，人們午夜時分隨意走進一家街角的小店就可買到《古典吉他》雜志，這确實令人惊訝！

MI：《古典吉他》已成為古典吉他圈中最有影響力的雜志。除了經濟方面的困難，你們還經歷過其他什么問題嗎？

CC：在莫里斯的部分進口生意崩潰的時候，那簡直是一場災難，但我們的雜志還是得以維繼。后來我們在打印机方面遇到了難題，因為英國的紙張价格變得非常昂貴，我們不得不提高雜志的价格。當然，人們抱怨說：‘非常遺憾，它太貴了。’這是常見的問題，但我們還是設法把价格壓得很低：現在的价格低于三英鎊，而你能想到的其他吉他雜志至少要四英鎊，甚至貴更多。我們流失了一兩個撰稿人，比如約翰·多爾特在創刊三、四個月后就离開了我們。他回到了另外那家雜志，但該雜志在大約10年前就停刊了。他現在并不是我們的團隊成員，雖然他是個82歲高齡的大忙人，但是他會擠出時間來為我們撰寫一些文章，和很多通訊！

MI：你們如何管理你們的撰稿人？

CC：我們沒有能力按照我期望的方式進行付費委托創作。我無法對一個优秀的音樂撰稿人說：“我希望您為我們撰寫一篇文章，我們將付給您200英鎊”，因為我們沒有那么多資金。所以我們必須等待，私下詢問某人愿否寫點東西。我們确實會付給投稿人一定的報酬，但是并不多。我們依靠自愿和良好的人際關系。但有時則非常困難。

MI：這些年來雜志的銷售份額是多少？

CC：大致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剛開始的時候只能賣出1000份左右，后來上升到5000至7000份之間，并不多。如果能到15000份就相當好了。我們在贏得不少新訂戶的同時，也失去一部分老客戶。現在我們在美國的銷售份額相當高，与我們在英國的水平不相上下。

MI：國際上吉他圈的情況可謂五花八門。你們如何做到兼收并蓄，成功地報道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活動？

CC：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我們尚不了解的的藝術節和進展。比如，在日本大約有兩百万吉他手，其中的有些人的确非常不錯。另外，在日本發行的絕大部分唱片我們都無緣見到。對于我們來說，要涵蓋所有這些內容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我們盡力而為。我們有個稱作“各地采風”(Views from Everywhere)的專欄，任何人都可以向這個專欄投稿。

MI：您采訪過如此之多的吉他手，其中最不尋常的經歷是什么？

CC：在我的經歷清單上最難忘的應該是多年前同伊利亞特·費斯克(Eliot Fisk)的一次訪談。那是在倫敦威格默爾廳(Wigmore Hall)的杰出音樂會之后進行的，訪談安排在大衛·羅素(David Russell)的公寓里，也就是伊利亞特的下榻之所。那是一個周一的早晨，我們單獨在房間里，但他似乎不想交談。訪談變成了那种提問比回答還要長的尷尬情形。這對于采訪者來說簡直就是一場惡夢。后來有個吉他手來敲門，詢問是否可以允許他進來。接著來了另外兩個人，一個是吉他制作家布萊恩·科恩(Brian Cohen)，另外一個是提摩西·華克爾(Timothy Walker)。這樣一來，伊利亞特就有了听眾；他開始進行表演，在表演過程中，他說了一些重要甚至是具有革命性的話。這成為我所作的采訪中最令人激動的訪談之一。

MI：您總是有很多旅行安排，您是如何安排這种生活的呢？

CC：有時候，我看上去好像是生活在旅途之中，但實際并非如此。比如，當我從扎格萊布(Zagreb)回家后的12個星期里，我將呆在計算机前，生活會變得非常單調。旅行代表了在例行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變化，我能夠應付這些變化。在同計算机獨處了很長時間之后，旅行几乎就成了度假。

MI：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您對克羅地亞的吉他界的情況怎么看？

CC：多年以來，我一直知道這個地區有很濃厚的音樂文化，不過直到三年前我在波蘭听到羅伯特·貝里尼克(Robert Belinic)的演奏后才突然明白，在克羅地亞有一批我需要深入了解的优秀人物。我的期望得到了證實，前四晚我听到的那些年輕人的演奏，羅伯特的音樂會和昨晚扎格萊布吉他四重奏音樂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四重奏音樂會上的巴赫曲目是一段非凡的經歷。在我看來，那是一流素質与一流教學的結合，并將培育出更多的吉他手，以及，用個更有意義的詞語來說就是，更多的音樂家。這些年輕人不僅僅是吉他手；他們也是音樂家，這是最令我欣賞的一點。

MI：問題是，想在克羅地亞將吉他作為事業來追求是非常困難的……

CC：是的，不過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從才能与能力來說，扎格萊布擁有良好的資源，能夠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如何利用這种資源并獲得成功，我不清楚，我沒有答案。我想你們要么走出克羅地亞尋求發展，要么留在這里來改善克羅地亞的現狀。有些人會選擇這樣，有些人則選擇那樣。

MI：在所有您听過的吉他手中，您最欣賞哪一位？

CC：這個問題太難了！因為吉他手是各具特色的。我認為他們比任何其他器樂演奏者有更多的机會來展示個性，我們對他們的感受也就相應的顯得個人化。比如說，大衛·羅素是一個很棒的音樂家；他令吉他歌唱，我們期望他整晚整晚地演奏。帕威爾·斯戴德爾(Pavel Steidl)是另一個优秀的音樂家；他的演奏渾然天成，以至于讓人覺得他是在即興發揮。科斯塔斯·科特西奧里斯(Costas Cotsiolis)和伊利亞特·費斯克則具有高超的技巧和其他一些東西。還有几個美國人，比如本杰明·威爾德利(Benjamin Verdery)；他能夠激發他的學生們在演奏中超水平發揮。緹爾曼·霍普斯托克(Tilman Hoppstock)以大師班見長，同時也是個非常优秀的演奏家，充滿才智，具有惊人的動態范圍。另外一個德國人，休伯特·卡佩爾(Hubert Käppel)，具有鮮明的舞台個性，那無疑是他成功的秘密之一。但是還有其他很多人：阿尼埃羅·德西德里奧(Aniello Desiderio)的那不勒斯式熱情以及技巧方面的天賦；大衛·塔南邦(David Tanenbaum)對現代音樂充滿理性的演繹；阿薩德兄弟(Assad Brothers)那帶有十足節奏感的亮麗光彩；羅蘭·迪安斯成功地填補了古典与爵士樂之間的鴻溝，使二者都更具表現力和深度。當然，還有偉大的朱里安·布里姆(Julian Bream)，他激發了如此眾多的美妙作品；沒有他，我們的現代曲庫將會非常貧瘠可怜。我也听過几次塞戈維亞(Andrés Segovia)的演奏，不過未能有机會近距离欣賞他那宏大的音色范圍。當我有那樣的机會時，他已經老態龍鐘而且非常容易疲倦，尤其是他的左手。但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沒有任何人能作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