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初次认识林仁建，当时他住在台北市公馆附近一间类似顶楼加盖的宿舍，给笔者最初的印象，是一位不善言辞的“苦干型“吉他手，也让我心想，这位仁兄每天的生活，除了弹吉他以外恐怕还是只有弹吉他吧！当天，林仁建弹奏巴赫的BWV998与我分享，并且一口气将《前奏曲》(Prelude)、《赋格》(Fuga)、《快板》(Allegro)三首乐曲弹完，这对我宣示“领土完整”的意味颇大。事实上，当年前后一、二年，林仁建总共拿下三项全台湾吉他比赛冠军。

拿下这些冠军，林仁建也付出不少代价。当时因手心大量排汗问题不利弹琴，为了能够顺利参加台湾区音乐比赛，在无告知家人情况下，独自一人前往医院动手术将位于背部的汗腺神经切断，从此以后上半身排汗功能停止运作；由于背部手术伤口长达十余公分，在医院足足休养五天无法动弹。

林仁建这种的举动，让学校的同事相当惊讶不已，最后同事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惊人之举，忍不住打电话告知他的家人。住院第四天，林仁建的母亲来到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忍不住眼眶红了起来，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已儿子为何要为吉他如此牺牲。

此时林仁建的吉他技巧，虽已被台湾吉他界所认可，然而他每天虽然保持大量练习，但却感觉进步极为有限，这种恼人问题一直困难扰着林仁建，他发誓一定要找出问题的症结。

可惜的是，纵使查尽所有资料，问尽可问之人，林仁建始终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直到国际吉他教育家阿贝尔·卡雷巴洛(Abel Carlevaro)[1916-2001]出现后，事情开始出现转机。

1991年，卡雷巴洛来到台湾，举办一连串吉他讲习会与演奏会。当时26岁的林仁建参加大师班讲习会，对于卡雷巴洛在吉他技巧上精辟的解剖感到十分惊讶，并且发觉卡雷巴洛所讲的“放松”技巧观念，就是长期追寻的答案所在。

“之前，卡雷巴洛的学生如罗伯托·奥梭(Roberto Aussel)、埃杜瓦多·费尔南德斯(Eduardo Fernandez)、阿瓦罗·皮埃里(Alvaro Pierri)等陆续在国际大赛中出尽风头，我想卡雷巴洛的教学法一定有他的道理存在。虽然陆续买回英文版的教材自修研习，但始终无法真正体会出其中的奥妙；这也难怪，若只看教材就可理解大师理论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必须跟他直接学习了。当我上完大师班课程后，才粗略知道‘放松’是怎么一回事而已。”林仁建说。

笔者记得那次在国家音乐厅演奏会中，看到年纪已高达七十四岁的卡雷巴洛，能将索尔(Fernando Sor)的Op.6之No.6三度音练习曲，快速、干净、一气呵成地弹奏完毕感到十分惊讶，他的演奏技巧完全不输给年轻演奏家。

“当时卡雷巴洛所弹奏的曲目都相当庞大，但是看他轻松处理这些乐曲，心想，我也要像大师一样，弹一辈子吉他，等到像他一样年纪的时候，仍旧能活跃在演奏台上。那时已下定决心要跟卡雷巴洛老师学习了。”林仁建回忆说。

很可惜的是，当年林仁建因为种种因素无法与卡雷巴洛见面，想要与大师学琴的心愿不幸落空。

由于这次活动，人们给卡雷巴洛的评价相当高。隔年，1992年卡雷巴洛第二次拜访台湾，同样举办一连串讲习会与演奏会。这次林仁建认为机不可失，于是透过一位会讲西班牙文的老师打电话约卡雷巴洛见面。在短暂见面的数分钟内，林仁建除了对卡雷巴洛表达崇敬之意，并且说明想与大师学习的意念。

“虽然与卡雷巴洛交谈的时间相当短暂，但却深深感觉他是一位亲切和善的老师，并且非常爽快地答应要收我为徒。”林仁建回忆说。

虽然先前与卡雷巴洛接触过程中，因同行的阻挠无法与大师会面，然而经过整整一年的等待，他最后还是取得与卡雷巴洛大师学习琴艺的机会。于是林仁建辞去小学教师工作，努力学习西班牙文。不过，林仁建的父亲对他辞掉教职工作往南美洲学习吉他一事，采不鼓励的态度。

“其实我可以在白天当老师，然后利用晚上或例假日弹琴，这样的生活也是相当好过啊！但是，我实在是太爱吉他了，希望全天的生活都有吉他为伴，因此才辞掉教职工作，赔完师专教育公费后，前往南美洲跟随卡雷巴洛学习吉他。”林仁建回忆过去，仍以相当坚定的语气叙述着。

就这样子，林仁建远赴南美求学，成为台湾第一位留学南美洲的吉他演奏家；截至目前为止，也是台湾唯一的一位。

由于卡雷巴洛所居住的国家乌拉圭，当时已非台湾邦交国之一，仅能拿到短期观光签证而无法长期居留，这非常不利于林仁建长期居留。不过，后来得知阿根廷与乌拉圭是兄弟之邦，两国人民进出国境相当容易，因此只要取得阿根廷移民签证，就可安稳进入乌拉圭长期居住。更重要的是，当时要取得阿根廷移民签证的条件相当宽松，而且所需要的金钱数目并不高。在了解方法之后，林仁建向家人借了数万美金，开始办理阿根廷移民签证。

不过，阿根廷也是台湾的非邦交国之一，要办理移民签证必须送件至香港。他把前往阿根廷的大小事项妥善处理安排后，于1993年6月11日顺道香港前往南美，开启南美洲习琴学琴之旅。

“记得当天，香港正受数年来罕见的大雨袭击，机场几乎呈现半关闭状态。”林仁建回忆说。

就像这场无预警暴风雨般， 属于亚马逊森林冒险式的习琴之旅，才刚开始准备让林仁建体验而已。

在香港的第一天，林仁建于早上赶赴当地阿根廷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由于之前是公务人员的身份，因此文件必须附上教职员离职证明。当签证官看完他的离职证明后，指着墙壁上的地图问林仁建：“你到底要去阿根廷，还是乌拉圭！”因为那张离职证明上面写着，离职原因为前往乌拉圭求学；这下子让林仁建不知所措，不知从何解释起。于是他言词闪躲，企图圆谎想要骗过签证官，无奈过去身为老师的关系，说谎能力太差，事情是越描越黑，最后签证官赶他出去，请他把谎言先想清楚后下午再来。

林仁建心想这下完了，明天要前往阿根廷的飞机迫在眉睫，若是无法顺利拿到签证，那么二年来的准备将付诸东流。此时脑中各种负面想法接续浮现，他百感交集想着到底要如何说服签证官。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搅尽脑汁而词穷的林仁建，脑中逐渐呈现空白状态，孤伶伶无助地坐在领事馆外面四小时。

“当时我真的一点办理法都没有了，心想又不能回头，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进去跟签证官说明整件事情的真相。”林仁建回忆说。

签证官在听完林仁建的真情告白后大受感动，了解他仅是为了学习音乐艺术而不小心撒谎，于是原谅林仁建并且盖下签证印章，让他顺利前往阿根廷。林仁建表示：“在离开前，这位签证官祝福我一路顺利平安学成归国，实在是太感谢这位阿根廷签证官了。”

隔天，林仁建搭上巴西航空的飞机前往南美洲。经过三十三小时飞行后，抵达巴西的圣保罗都市，在此，转机继续前往阿根廷。不过于圣保罗，他又遇上大豪雨天气，在前往阿根廷途中，空中的大乱流让林仁建毕生难忘。

“当时飞机快速往下掉落，感觉地心引力好像不见了，机上的人们拼命尖叫，座位上方的氧气罩全部掉下，而坐在我旁边的神父则拼命祷告，好像在为我们超渡般，我心想，这一切难道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吗！吉他还没学到耶！怎么可以……

幸好飞机最后安全着陆，机上响起一片掌声，还有许多人互相拥抱在一起，庆幸着自己能平安到达。”

飞行员的英勇表现，解救机上所有乘员。既然大家顺利活着，那么乘客总该对阿根廷政府表示一些感谢之意，于是在通关时大家都缴了一些“通关费”。

“这个国家真是乱七八糟，根本不是法治国家。下飞机后所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宰东方猪”。只要他们本国人都可快速通关，但看到东方脸孔或是新移民时，就开始对这些人刁难索贿。

这些海关在看证件时，故意说证件有问题，但是若在证件里面夹美钞一百元，付了基本规费后就可立刻通关。排在我前面的中国人家庭不懂这个规矩，海关人员当场直接把他们的移民签证撕毁，然后再说他们是非法入境；事实上那一家人根本没钱付贿，最后只好打电话给当地朋友，花了六百美元解决这事情。接下来轮到我时，我身上也是没钱付贿，被他们扣留在旁边许久，而后面的中国大陆女子见状，立刻在证件夹五十美元，她顺利过关了。”

林仁建表示，这种情况在南美洲相当普遍，后来入境乌拉圭时，海关同样也来这一套；不过只要对他们凶一点，使用西班牙文与之争辨，他们就不敢再得寸进尺了。

才离开台湾几天的林仁建，被这些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相当疲惫。还好事情都顺利过去，一想到不久的将来，很快就可以见到卡雷巴洛老师，这些小麻烦都不算什么，想到这样，他的精神立刻来劲，经过短暂休息，他前往阿根廷人口局办理居留身份准备入境乌拉圭，但是为了这个身份，结果一等就是四个月。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出发，然后坐了一个多小时公车来到人口局，然后抽号码牌排队，但是经常还轮不我的时候就结束了，明天再来。好不容易轮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没有我的证件，明天再来。有时候他们说证件已经转到别的区域，我到了那一区域，他们又说转到别的地方，所有的官员全部都在踢皮球。”林仁建苦笑叙述着当时的情景。

与之前情况相同，这些阿根廷官员说穿了就是要索贿。但是林仁建偏偏不想给，一来身上已经没钱，二来听说就算送钱也要送对人，如果送错了，极有可能会拿到假证件，最后钱不仅被骗还要被捉去坐牢。

就这样子，林仁建周而复始每天为了办理入境乌拉圭而忙碌，但是他还是极有耐心的跟这些阿根廷官员打消耗战，惨烈状况不下二十多年前的“英、阿福克兰群岛战役”。

经过四个月的缠斗，林仁建终获胜利，拿到期盼已久的签证，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中彩券头奖般高兴。期间，他与住在乌拉圭的卡雷巴洛联络，告诉老师说他人已来在阿根廷，不用多久就会抵达乌拉圭。可是卡雷巴洛迟迟没有对他回信，林仁建觉得相当奇怪，直到有一天，一封让他晴天霹雳的书信送到手上。

信上的大意是：我将至欧洲进行巡回演奏，时间不知有多长，你若来乌拉圭的话，恐怕会找不到我。

林仁建看完这封信，独自关在房间里面大哭一场，直问自己，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呢！

“离开台湾的前一个月，卡雷巴洛还写信说，非常欢迎我到乌拉圭，而且也帮我把宿舍找好了。但是怎么会….”当时的林仁建反复思索着。

冷静思考后，他大概理出问题关键所在。由于当时尚不精西文，于是托一位懂西文的侨界朋友写信给卡雷巴洛，信中大意是：辞掉台湾工作后，我已经毫无退路可言，而且跟亲人借了不少钱，一路千辛万苦来到南美，目的无它，只是单纯要跟老师学习音乐而已，若是老师不方便指导的话，请介绍一位精通老师放松技巧的学生给我，就好像我跟老师本人亲自上课一样。

卡雷巴洛收到回信后看了相当感动，认为林仁建确实是有心学习，因此正式收他为徒。二年后，林仁建归国前夕，卡雷巴洛将二年多前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交给他，内容竟是同行妒忌林仁建跟随卡雷巴洛学琴，因此从中作梗阻扰。卡雷巴洛告诉林仁建说，他走遍全世界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畸形现象，因此对台湾吉他界部分人士的作法相当无法苟同。

于是林仁建起程前往乌拉圭。由于阿根廷与乌拉圭隔着一条名为布拉达(Plata)的河流，只要过了这条河，到达对面乌拉圭的首都蒙特维多(Montevideo)后就可见到卡雷巴洛，完成多年心愿。

这一天林仁建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港口，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准备搭上早上八点的汽船。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通关时海关人员竟说：“你的证件是假的。”

“天啊！不会吧！”

林仁建与海关争辩，说这是等了四个月才拿到的证件绝对不假。但是海关人员说照片上没有盖官章所以是假的，他要林仁建回去补盖印章，只要他在六点半前赶回码头，搭上最后一班船即可。

说是简单，但是事情真的是那样简单可以解决吗！

就差这样最后一步，就可以见到卡雷巴洛，没想到事与愿违。就这样，林仁建眼睁睁看着那一艘船，载着已上船托运的行李远离自己的视线。

林仁建搭上计程车赶回市中心，从九点开始，就站在人口局外面排队，至下午一点，四个小时等待终于轮到林仁建，人口局的官员跟他讲了一句话：“这项业务已经搬到别区办理了。”

天啊！林仁建赶紧冲往另一区域，那个办公室外面写着“外国人业务，下午四点半开始办起”。林仁建在下午三点以前就赶去排队，并且抽到第一张号码牌，心中高兴想着：这下子没问题了，一定可以赶上最后一班船。

下午四点半，属于外国人业务的办公室开启，林仁建告诉官员说要补盖一个印章，官员说：不行，这里是承办已经成为市民之外国人业务，你应该去隔壁那边排队办理。虽然林仁建拼命向这些官员哀求，但是官员始终不理不睬，最后还拉下铁门赶走林仁建。

林仁建回头一看，天啊！那一排约有二百多人在排队等待办理业务。孤立无援情况下，林仁建只好重抽已是二百多号的黄色号码牌，站在最后面排队，他知道今天已经赶不上最后一班船了。此时，他无助的与排在他前面一位来自波利维亚的老婆婆聊天，叙述他今天所遇到的悲惨事情。听完林仁建的叙述后，那位老婆婆拉着他的手，一直往队伍的最前面前进。那位老婆婆从身上拿出一张红色号码牌，对林仁建说：“这是昨天的号码牌，你拿去试试看，我的事情比较没有那么急，你就先拿去用吧！”

林仁建看前面几位排队人士，手上果真拿着昨天红色号码牌，内心又燃起新希望。他热泪盈眶，高兴的对老婆婆又抱又亲，感谢对他的恩赐。

进入办公室后，首先对官员说明来意，但是这些官员又准备推卸责任，说证件并不是在这里办理的；之前，帮林仁建办理证件的小姐早已离职，他们故意刁难林仁建要举出是哪位小姐办理的，她的长相如何。由于林仁建无法说清楚讲明白，官员开始揶揄他说：到底是这位A小姐，还是那位B小姐，其他一旁看戏的官员也都加入取笑林仁建的行列。

此时，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出来帮林仁建查寻资料，结果真的是没有他的任何记录，焦急如焚的林仁建心想，这下子真的完蛋了。不过，那位年轻人要他稍安勿噪，五分钟后从另一间房间走出来，并且在证件上盖好官章。林仁建对这位先生一谢再谢后，立刻坐上计程车直奔码头，刚好准时赶上最后一班汽船。

林仁建站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直到看到对岸─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的陆上灯光后，终于按耐不住内心激动的情绪，高兴的流下眼泪，二个小时后顺利抵达乌拉圭，这次终于如愿以偿见到卡雷巴洛。

“我的老师卡雷巴洛是一位非常亲切的人，在上完第一堂课后，他亲自带我去找房子，由于当时他的年纪已经七十多岁，走起路来相当慢，那间宿舍虽仅在数条街不远地方，但是我们却一起走了十多分钟。”林仁建回忆说。

林仁建表示，每星期与卡雷巴洛老师上二次私塾课程。另外，也利用空档时间，与其他南美洲音乐家，如埃杜瓦多·伊萨克(Eduardo Issac)，埃杜瓦多·费尔南德斯等年轻一代国际知名演奏家学习。

另外，林仁建在南美洲时，刚好遇上阿古斯汀·巴利奥斯(Agustín Barrios)[1885-1944]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吉他艺术节。他表示：当年巴拉圭政府为纪念巴利奥斯这位伟大音乐家，特别扩大纪念活动，在国家文化部指导之下，几乎倾全国力量，举办一连串音乐会、讲习会、文物展以及国际吉他大赛，并邀请了世界上多位重量级的吉他家参与盛会。期间，各平面媒体与电视公司争相报导活动内容，可见该国是多么注重这次音乐艺术活动。

当年为了参加这次音乐活动，林仁建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如愿以偿。想要进入巴拉圭，根据规定，林仁建必须缴交在台湾与阿根廷所有关于犯罪、工作与财务等证明文件，手续相当繁杂，由于时间紧迫，加上先前与阿根廷官员打交道旷日费时的惨痛经验，他已无心再办理这些手续。

但是巴利奥斯音乐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吉他音乐盛会，好不容易来到南美洲，怎会轻言放弃这项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随着音乐祭日期接近，林仁建开始担心自己无法顺利参加。

“我那位漂亮师姐伯尔塔·罗哈丝(Berta Rojas)，当年年纪仅二十六岁，吉他不仅弹的相当好、而且行政能力也是一流，因此得到巴拉圭政府赏识，成为整个音乐祭的艺术总监。当时我告诉她很担心无法过去参加，虽然朋友要帮助我偷渡，但没有十足把握。这位师姐告诉我不用担心，万一偷渡不成的话，她会派人去接应，让我顺利进入巴拉圭。”林仁建回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很好笑。

附带一提，伯尔塔·罗哈丝年纪小于林仁建，但因为比他更早与卡雷巴洛学习琴艺，自然成为林仁建的学姐。她在2001年10月应台湾外交部与巴拉圭大使馆邀请，代表巴拉圭政府来台举办古典吉他音乐会。在那场音乐会中，来宾多数为与台湾邦交的各国使节与官员；她于下半场演奏会开始，全数弹奏巴利奥斯的音乐作品，由于技巧得宜、音乐表现丰富，赢得现场观众满堂喝采，不愧是当今巴拉圭国宝级之古典吉他演奏家。

于是林仁建接受朋友的献策，开始偷渡巴拉圭。“朋友叫我持他的护照过去，但是我对他说，我们两人的长相差那么多，难道不会被认出来吗?朋友说，只要不搭飞机就没事，那边的海关人员看多东方人，可能会被认出，但是走陆路，搭长程巴士的话，检查哨的阿兵哥是没有能力分辨我们的。”

不过，林仁建还是非常担心，一再询问“真的没有问题吗?”朋友这次幽默地说：“你有办法分辨出这条猪与那一条猪长相之不同点吗?假如看不出来的话，那么巴拉圭的士兵当然也分辨不出来我们这些亚洲人啊！”

“搭上巴士后，心里一直很害怕，那些士兵带着狼犬荷枪实弹上车，一个个盘问乘客证件，以及检查有无携带毒品。我真怕被认出而成为枪下亡魂，还好，他们果真分不清“亚洲猪仔”。”林仁建幽默地说着。

经过整整22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巴拉圭首府亚松森市。林仁建表示，为期一个星期的音乐祭中，白天每天都有讲习会与比赛，在晚上音乐会结束后，所有参加国际大赛的各国选手们和演出的吉他家到酒吧里，大家齐聚一堂，彼此弹琴论乐。

“活动结束后，主办单位找了一间非常大的私人别墅，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歌唱、跳舞无所不谈。当天我看见学姐伯尔塔·罗哈丝去找约翰·威廉斯谈巴利奥斯作品的问题，她认为约翰·威廉斯在某一音弹错了，并且示范给约翰·威廉斯看。我在一旁看的心惊胆跳，她竟敢直接去挑战一位国际大师，并且纠正他的错误，在我们文化认知上，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虽然过程中他们产生不少争论，但是最后还是融洽收场，这让我真正见识到西洋开放文化与东方固有文化之不同点。

其次，我问约翰·威廉斯为何不来台湾演奏，他说那要问你们国家的经纪公司。过去大家一直传说他故意耍大牌或不喜欢台湾所以才不来台演奏，其实那是错误的观念，他递给我一张经纪人的名片，希望未来有机会来台演奏。”

经过二年多的学习后，林仁建终于在1995年12月学成归国。林仁建表示：“离开乌拉圭时，卡雷巴洛老师对我的技巧给与相当的肯定，但是要如何活用老师的技巧，又牵涉到本身对于音乐的修养与诠释问题。由于先前所受的正统音乐教育太少，对于乐曲的理解与分析能力不够，因此决定前往美国学习音乐理论。”

如今可惜的是，卡雷巴洛大师已于2001年7月17日黎明，于德国柏林进行旅行演奏时，因心脏发作病逝，享年84岁；林仁建成为卡雷巴洛大师在台湾唯一，恐怕也是亚洲唯二(另一位是日本的高田元太郎)之直系嫡传弟子。

1996年7月林仁建再度离开台湾，进入美国亚历桑纳州立大学音乐系，主修古典吉他，与担任美国吉他基金会(GFA)顾问团主席的名师弗兰克·昆斯(Frank Koonce)教授习琴；而当时是以三十一岁的年龄，入学大学一年级，三年半后，1999年12月毕业回国。其间，他在1998年参加亚历桑纳州查尔斯·马奇桑(Charles Margesun)吉他比赛，得到大学组第一名。

“在美国的学习过程中，学习不少关于音乐理论、音乐史、视唱听写、指挥、钢琴等过去较欠乏的部分，这对于我个人在诠释音乐方面有不少帮助。”林仁建表示。

公元2000年，林仁建接触吉他音乐已有二十余年时间，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灌录吕昭炫吉他音乐作品集。

林仁建回忆说：“国小六年级时，第一次听到吕昭炫老师那一张《被遗忘的弦韵》曲盘后有很深的感动。进入国中后开始自学吉他，当国中三年级时，已大量弹奏吕老师的作品如《杨柳》、《故乡》、《残春花》、《秋》等曲。后来在美国念书时，经常于演奏会后的安可曲中弹奏吕老师的作品，获得观众很大的回响。毕业前夕，自行灌录多首关于吕老师的乐曲，送给美国友人当纪念，大家都非常喜欢。因此，回国后兴起想要灌录吕老师音乐作品的想法。”

林仁建也叙述最初接触吕昭炫时的感想：“在个人过去印象当中，吕昭炫对我来说，就像是神话里面的人物一样，并且是一位与山同高的音乐家，第一次近距离与他接触时，内心充满无限喜悦，因为终于见到长久以来的偶像人物。当我试弹几首他的作品之后，经由吕老师的认可，我们开始详谈录制唱片的细节。”

当问及与吕昭炫互动过程中，对他的音乐与演奏方式有何感想时，林仁建回答：“吕老师的作品是直接从他生活中的感受萃取灵感，将之化成一串串美丽的音符，并用音符来彩绘他的生命及记忆中美好的事物、景色，吉他的六条弦就是他的画笔。而吕老师的演奏不是经过学院技巧和知识分析的理性产物，而是直接从心灵唱出来的，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总括老师的演奏风格，就是重头到尾充满了‘诗意’！”

另外，问及录音过程中，吕昭炫对于音乐处理有何想法时，林仁建回答：“吕老师经常因时间与环境不同，对乐曲诠释有不同看法和新的感受，因此在录音室过程中，常有一改再改的情况发生，因为他想呈现出更完美的音乐，这点对录音者是很大的挑战。”

此外，林仁建也表示，吕昭炫的音乐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对待，若他生处于外国或美国的话，政府早就颁赠给终身成就奖的荣誉，只可惜现今所处的华人社会中，尚未能认识这位优秀音乐家，实在令人相当惋惜。

在灌录《吕昭炫吉他作品集》后，属于林仁建个人的阶段任务已经完成。由于热爱吉他音乐的缘故，林仁建表示未来有机会的话仍将出国进修，并且希望以研究吕昭炫的音乐为论文题目，为本土音乐家略尽个人绵薄之力。

或许是人亲土亲的关系，林仁建对于本土音乐作曲家的作品特别喜爱，经由笔者介绍，他开始着手研究新生代作曲家陈永鑫的音乐作品，未来在显东兄的大力支持下，或有机会首演陈永鑫的吉他音乐作品。

林仁建身为现代音乐青年，执拗于热爱的吉他音乐，他不畏学习艰难、逆水行舟奋发向上的精神，实为台湾现代音乐青年的最佳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