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初次認識林仁建，當時他住在台北市公館附近一間類似頂樓加蓋的宿舍，給筆者最初的印象，是一位不善言辭的“苦干型“吉他手，也讓我心想，這位仁兄每天的生活，除了彈吉他以外恐怕還是只有彈吉他吧！當天，林仁建彈奏巴赫的BWV998与我分享，并且一口气將《前奏曲》(Prelude)、《賦格》(Fuga)、《快板》(Allegro)三首樂曲彈完，這對我宣示“領土完整”的意味頗大。事實上，當年前后一、二年，林仁建總共拿下三項全台灣吉他比賽冠軍。

拿下這些冠軍，林仁建也付出不少代价。當時因手心大量排汗問題不利彈琴，為了能夠順利參加台灣區音樂比賽，在無告知家人情況下，獨自一人前往醫院動手術將位于背部的汗腺神經切斷，從此以后上半身排汗功能停止運作；由于背部手術傷口長達十余公分，在醫院足足休養五天無法動彈。

林仁建這种的舉動，讓學校的同事相當惊訝不已，最后同事實在是受不了這种惊人之舉，忍不住打電話告知他的家人。住院第四天，林仁建的母親來到醫院，看著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忍不住眼眶紅了起來，她完全無法理解自已儿子為何要為吉他如此犧牲。

此時林仁建的吉他技巧，雖已被台灣吉他界所認可，然而他每天雖然保持大量練習，但卻感覺進步极為有限，這种惱人問題一直困難扰著林仁建，他發誓一定要找出問題的症結。

可惜的是，縱使查盡所有資料，問盡可問之人，林仁建始終無法找到令人滿意的解答，直到國際吉他教育家阿貝爾·卡雷巴洛(Abel Carlevaro)[1916-2001]出現后，事情開始出現轉机。

1991年，卡雷巴洛來到台灣，舉辦一連串吉他講習會与演奏會。當時26歲的林仁建參加大師班講習會，對于卡雷巴洛在吉他技巧上精辟的解剖感到十分惊訝，并且發覺卡雷巴洛所講的“放松”技巧觀念，就是長期追尋的答案所在。

“之前，卡雷巴洛的學生如羅伯托·奧梭(Roberto Aussel)、埃杜瓦多·費爾南德斯(Eduardo Fernandez)、阿瓦羅·皮埃里(Alvaro Pierri)等陸續在國際大賽中出盡風頭，我想卡雷巴洛的教學法一定有他的道理存在。雖然陸續買回英文版的教材自修研習，但始終無法真正体會出其中的奧妙；這也難怪，若只看教材就可理解大師理論的話，那么就不會有那么多人必須跟他直接學習了。當我上完大師班課程后，才粗略知道‘放松’是怎么一回事而已。”林仁建說。

筆者記得那次在國家音樂廳演奏會中，看到年紀已高達七十四歲的卡雷巴洛，能將索爾(Fernando Sor)的Op.6之No.6三度音練習曲，快速、干淨、一气呵成地彈奏完畢感到十分惊訝，他的演奏技巧完全不輸給年輕演奏家。

“當時卡雷巴洛所彈奏的曲目都相當龐大，但是看他輕松處理這些樂曲，心想，我也要像大師一樣，彈一輩子吉他，等到像他一樣年紀的時候，仍舊能活躍在演奏台上。那時已下定決心要跟卡雷巴洛老師學習了。”林仁建回憶說。

很可惜的是，當年林仁建因為种种因素無法与卡雷巴洛見面，想要与大師學琴的心愿不幸落空。

由于這次活動，人們給卡雷巴洛的評价相當高。隔年，1992年卡雷巴洛第二次拜訪台灣，同樣舉辦一連串講習會与演奏會。這次林仁建認為机不可失，于是透過一位會講西班牙文的老師打電話約卡雷巴洛見面。在短暫見面的數分鐘內，林仁建除了對卡雷巴洛表達崇敬之意，并且說明想与大師學習的意念。

“雖然与卡雷巴洛交談的時間相當短暫，但卻深深感覺他是一位親切和善的老師，并且非常爽快地答應要收我為徒。”林仁建回憶說。

雖然先前与卡雷巴洛接触過程中，因同行的阻撓無法与大師會面，然而經過整整一年的等待，他最后還是取得与卡雷巴洛大師學習琴藝的机會。于是林仁建辭去小學教師工作，努力學習西班牙文。不過，林仁建的父親對他辭掉教職工作往南美洲學習吉他一事，采不鼓勵的態度。

“其實我可以在白天當老師，然后利用晚上或例假日彈琴，這樣的生活也是相當好過啊！但是，我實在是太愛吉他了，希望全天的生活都有吉他為伴，因此才辭掉教職工作，賠完師專教育公費后，前往南美洲跟隨卡雷巴洛學習吉他。”林仁建回憶過去，仍以相當堅定的語气敘述著。

就這樣子，林仁建遠赴南美求學，成為台灣第一位留學南美洲的吉他演奏家；截至目前為止，也是台灣唯一的一位。

由于卡雷巴洛所居住的國家烏拉圭，當時已非台灣邦交國之一，僅能拿到短期觀光簽證而無法長期居留，這非常不利于林仁建長期居留。不過，后來得知阿根廷与烏拉圭是兄弟之邦，兩國人民進出國境相當容易，因此只要取得阿根廷移民簽證，就可安穩進入烏拉圭長期居住。更重要的是，當時要取得阿根廷移民簽證的條件相當寬松，而且所需要的金錢數目并不高。在了解方法之后，林仁建向家人借了數万美金，開始辦理阿根廷移民簽證。

不過，阿根廷也是台灣的非邦交國之一，要辦理移民簽證必須送件至香港。他把前往阿根廷的大小事項妥善處理安排后，于1993年6月11日順道香港前往南美，開啟南美洲習琴學琴之旅。

“記得當天，香港正受數年來罕見的大雨襲擊，机場几乎呈現半關閉狀態。”林仁建回憶說。

就像這場無預警暴風雨般， 屬于亞馬遜森林冒險式的習琴之旅，才剛開始准備讓林仁建体驗而已。

在香港的第一天，林仁建于早上赶赴當地阿根廷領事館辦理移民簽證。由于之前是公務人員的身份，因此文件必須附上教職員离職證明。當簽證官看完他的离職證明后，指著牆壁上的地圖問林仁建：“你到底要去阿根廷，還是烏拉圭！”因為那張离職證明上面寫著，离職原因為前往烏拉圭求學；這下子讓林仁建不知所措，不知從何解釋起。于是他言詞閃躲，企圖圓謊想要騙過簽證官，無奈過去身為老師的關系，說謊能力太差，事情是越描越黑，最后簽證官赶他出去，請他把謊言先想清楚后下午再來。

林仁建心想這下完了，明天要前往阿根廷的飛机迫在眉睫，若是無法順利拿到簽證，那么二年來的准備將付諸東流。此時腦中各种負面想法接續浮現，他百感交集想著到底要如何說服簽證官。但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攪盡腦汁而詞窮的林仁建，腦中逐漸呈現空白狀態，孤伶伶無助地坐在領事館外面四小時。

“當時我真的一點辦理法都沒有了，心想又不能回頭，最后只好硬著頭皮，進去跟簽證官說明整件事情的真相。”林仁建回憶說。

簽證官在听完林仁建的真情告白后大受感動，了解他僅是為了學習音樂藝術而不小心撒謊，于是原諒林仁建并且蓋下簽證印章，讓他順利前往阿根廷。林仁建表示：“在离開前，這位簽證官祝福我一路順利平安學成歸國，實在是太感謝這位阿根廷簽證官了。”

隔天，林仁建搭上巴西航空的飛机前往南美洲。經過三十三小時飛行后，抵達巴西的圣保羅都市，在此，轉机繼續前往阿根廷。不過于圣保羅，他又遇上大豪雨天气，在前往阿根廷途中，空中的大亂流讓林仁建畢生難忘。

“當時飛机快速往下掉落，感覺地心引力好像不見了，机上的人們拼命尖叫，座位上方的氧气罩全部掉下，而坐在我旁邊的神父則拼命禱告，好像在為我們超渡般，我心想，這一切難道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嗎！吉他還沒學到耶！怎么可以……

幸好飛机最后安全著陸，机上響起一片掌聲，還有許多人互相擁抱在一起，慶幸著自己能平安到達。”

飛行員的英勇表現，解救机上所有乘員。既然大家順利活著，那么乘客總該對阿根廷政府表示一些感謝之意，于是在通關時大家都繳了一些“通關費”。

“這個國家真是亂七八糟，根本不是法治國家。下飛机后所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宰東方豬”。只要他們本國人都可快速通關，但看到東方臉孔或是新移民時，就開始對這些人刁難索賄。

這些海關在看證件時，故意說證件有問題，但是若在證件里面夾美鈔一百元，付了基本規費后就可立刻通關。排在我前面的中國人家庭不懂這個規矩，海關人員當場直接把他們的移民簽證撕毀，然后再說他們是非法入境；事實上那一家人根本沒錢付賄，最后只好打電話給當地朋友，花了六百美元解決這事情。接下來輪到我時，我身上也是沒錢付賄，被他們扣留在旁邊許久，而后面的中國大陸女子見狀，立刻在證件夾五十美元，她順利過關了。”

林仁建表示，這种情況在南美洲相當普遍，后來入境烏拉圭時，海關同樣也來這一套；不過只要對他們凶一點，使用西班牙文与之爭辨，他們就不敢再得寸進尺了。

才离開台灣几天的林仁建，被這些突如其來的狀況搞得相當疲憊。還好事情都順利過去，一想到不久的將來，很快就可以見到卡雷巴洛老師，這些小麻煩都不算什么，想到這樣，他的精神立刻來勁，經過短暫休息，他前往阿根廷人口局辦理居留身份准備入境烏拉圭，但是為了這個身份，結果一等就是四個月。

“我每天早上五點鐘出發，然后坐了一個多小時公車來到人口局，然后抽號碼牌排隊，但是經常還輪不我的時候就結束了，明天再來。好不容易輪到我的時候，他就說沒有我的證件，明天再來。有時候他們說證件已經轉到別的區域，我到了那一區域，他們又說轉到別的地方，所有的官員全部都在踢皮球。”林仁建苦笑敘述著當時的情景。

与之前情況相同，這些阿根廷官員說穿了就是要索賄。但是林仁建偏偏不想給，一來身上已經沒錢，二來听說就算送錢也要送對人，如果送錯了，极有可能會拿到假證件，最后錢不僅被騙還要被捉去坐牢。

就這樣子，林仁建周而复始每天為了辦理入境烏拉圭而忙碌，但是他還是极有耐心的跟這些阿根廷官員打消耗戰，慘烈狀況不下二十多年前的“英、阿福克蘭群島戰役”。

經過四個月的纏斗，林仁建終獲胜利，拿到期盼已久的簽證，那种感覺簡直就像是中彩券頭獎般高興。期間，他与住在烏拉圭的卡雷巴洛聯絡，告訴老師說他人已來在阿根廷，不用多久就會抵達烏拉圭。可是卡雷巴洛遲遲沒有對他回信，林仁建覺得相當奇怪，直到有一天，一封讓他晴天霹靂的書信送到手上。

信上的大意是：我將至歐洲進行巡回演奏，時間不知有多長，你若來烏拉圭的話，恐怕會找不到我。

林仁建看完這封信，獨自關在房間里面大哭一場，直問自己，怎么可能會發生這种事呢！

“离開台灣的前一個月，卡雷巴洛還寫信說，非常歡迎我到烏拉圭，而且也幫我把宿舍找好了。但是怎么會….”當時的林仁建反复思索著。

冷靜思考后，他大概理出問題關鍵所在。由于當時尚不精西文，于是托一位懂西文的僑界朋友寫信給卡雷巴洛，信中大意是：辭掉台灣工作后，我已經毫無退路可言，而且跟親人借了不少錢，一路千辛万苦來到南美，目的無它，只是單純要跟老師學習音樂而已，若是老師不方便指導的話，請介紹一位精通老師放松技巧的學生給我，就好像我跟老師本人親自上課一樣。

卡雷巴洛收到回信后看了相當感動，認為林仁建确實是有心學習，因此正式收他為徒。二年后，林仁建歸國前夕，卡雷巴洛將二年多前一封來自台灣的信交給他，內容竟是同行妒忌林仁建跟隨卡雷巴洛學琴，因此從中作梗阻扰。卡雷巴洛告訴林仁建說，他走遍全世界從來沒有遇過這种畸形現象，因此對台灣吉他界部分人士的作法相當無法苟同。

于是林仁建起程前往烏拉圭。由于阿根廷与烏拉圭隔著一條名為布拉達(Plata)的河流，只要過了這條河，到達對面烏拉圭的首都蒙特維多(Montevideo)后就可見到卡雷巴洛，完成多年心愿。

這一天林仁建怀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港口，提著大包小包行李，准備搭上早上八點的汽船。但是，天有不測風云，通關時海關人員竟說：“你的證件是假的。”

“天啊！不會吧！”

林仁建与海關爭辯，說這是等了四個月才拿到的證件絕對不假。但是海關人員說照片上沒有蓋官章所以是假的，他要林仁建回去補蓋印章，只要他在六點半前赶回碼頭，搭上最后一班船即可。

說是簡單，但是事情真的是那樣簡單可以解決嗎！

就差這樣最后一步，就可以見到卡雷巴洛，沒想到事与愿違。就這樣，林仁建眼睜睜看著那一艘船，載著已上船托運的行李遠离自己的視線。

林仁建搭上計程車赶回市中心，從九點開始，就站在人口局外面排隊，至下午一點，四個小時等待終于輪到林仁建，人口局的官員跟他講了一句話：“這項業務已經搬到別區辦理了。”

天啊！林仁建赶緊沖往另一區域，那個辦公室外面寫著“外國人業務，下午四點半開始辦起”。林仁建在下午三點以前就赶去排隊，并且抽到第一張號碼牌，心中高興想著：這下子沒問題了，一定可以赶上最后一班船。

下午四點半，屬于外國人業務的辦公室開啟，林仁建告訴官員說要補蓋一個印章，官員說：不行，這里是承辦已經成為市民之外國人業務，你應該去隔壁那邊排隊辦理。雖然林仁建拼命向這些官員哀求，但是官員始終不理不睬，最后還拉下鐵門赶走林仁建。

林仁建回頭一看，天啊！那一排約有二百多人在排隊等待辦理業務。孤立無援情況下，林仁建只好重抽已是二百多號的黃色號碼牌，站在最后面排隊，他知道今天已經赶不上最后一班船了。此時，他無助的与排在他前面一位來自波利維亞的老婆婆聊天，敘述他今天所遇到的悲慘事情。听完林仁建的敘述后，那位老婆婆拉著他的手，一直往隊伍的最前面前進。那位老婆婆從身上拿出一張紅色號碼牌，對林仁建說：“這是昨天的號碼牌，你拿去試試看，我的事情比較沒有那么急，你就先拿去用吧！”

林仁建看前面几位排隊人士，手上果真拿著昨天紅色號碼牌，內心又燃起新希望。他熱淚盈眶，高興的對老婆婆又抱又親，感謝對他的恩賜。

進入辦公室后，首先對官員說明來意，但是這些官員又准備推卸責任，說證件并不是在這里辦理的；之前，幫林仁建辦理證件的小姐早已离職，他們故意刁難林仁建要舉出是哪位小姐辦理的，她的長相如何。由于林仁建無法說清楚講明白，官員開始揶揄他說：到底是這位A小姐，還是那位B小姐，其他一旁看戲的官員也都加入取笑林仁建的行列。

此時，有一位年輕的先生出來幫林仁建查尋資料，結果真的是沒有他的任何記錄，焦急如焚的林仁建心想，這下子真的完蛋了。不過，那位年輕人要他稍安勿噪，五分鐘后從另一間房間走出來，并且在證件上蓋好官章。林仁建對這位先生一謝再謝后，立刻坐上計程車直奔碼頭，剛好准時赶上最后一班汽船。

林仁建站在甲板上，目不轉睛地望著對岸，直到看到對岸─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的陸上燈光后，終于按耐不住內心激動的情緒，高興的流下眼淚，二個小時后順利抵達烏拉圭，這次終于如愿以償見到卡雷巴洛。

“我的老師卡雷巴洛是一位非常親切的人，在上完第一堂課后，他親自帶我去找房子，由于當時他的年紀已經七十多歲，走起路來相當慢，那間宿舍雖僅在數條街不遠地方，但是我們卻一起走了十多分鐘。”林仁建回憶說。

林仁建表示，每星期与卡雷巴洛老師上二次私塾課程。另外，也利用空檔時間，与其他南美洲音樂家，如埃杜瓦多·伊薩克(Eduardo Issac)，埃杜瓦多·費爾南德斯等年輕一代國際知名演奏家學習。

另外，林仁建在南美洲時，剛好遇上阿古斯汀·巴利奧斯(Agustín Barrios)[1885-1944]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吉他藝術節。他表示：當年巴拉圭政府為紀念巴利奧斯這位偉大音樂家，特別擴大紀念活動，在國家文化部指導之下，几乎傾全國力量，舉辦一連串音樂會、講習會、文物展以及國際吉他大賽，并邀請了世界上多位重量級的吉他家參与盛會。期間，各平面媒体与電視公司爭相報導活動內容，可見該國是多么注重這次音樂藝術活動。

當年為了參加這次音樂活動，林仁建也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如愿以償。想要進入巴拉圭，根据規定，林仁建必須繳交在台灣与阿根廷所有關于犯罪、工作与財務等證明文件，手續相當繁雜，由于時間緊迫，加上先前与阿根廷官員打交道曠日費時的慘痛經驗，他已無心再辦理這些手續。

但是巴利奧斯音樂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國際吉他音樂盛會，好不容易來到南美洲，怎會輕言放棄這項千載難逢的好机會。但是，隨著音樂祭日期接近，林仁建開始擔心自己無法順利參加。

“我那位漂亮師姐伯爾塔·羅哈絲(Berta Rojas)，當年年紀僅二十六歲，吉他不僅彈的相當好、而且行政能力也是一流，因此得到巴拉圭政府賞識，成為整個音樂祭的藝術總監。當時我告訴她很擔心無法過去參加，雖然朋友要幫助我偷渡，但沒有十足把握。這位師姐告訴我不用擔心，万一偷渡不成的話，她會派人去接應，讓我順利進入巴拉圭。”林仁建回想起這件事還覺得很好笑。

附帶一提，伯爾塔·羅哈絲年紀小于林仁建，但因為比他更早与卡雷巴洛學習琴藝，自然成為林仁建的學姐。她在2001年10月應台灣外交部与巴拉圭大使館邀請，代表巴拉圭政府來台舉辦古典吉他音樂會。在那場音樂會中，來賓多數為与台灣邦交的各國使節与官員；她于下半場演奏會開始，全數彈奏巴利奧斯的音樂作品，由于技巧得宜、音樂表現丰富，贏得現場觀眾滿堂喝采，不愧是當今巴拉圭國寶級之古典吉他演奏家。

于是林仁建接受朋友的獻策，開始偷渡巴拉圭。“朋友叫我持他的護照過去，但是我對他說，我們兩人的長相差那么多，難道不會被認出來嗎?朋友說，只要不搭飛机就沒事，那邊的海關人員看多東方人，可能會被認出，但是走陸路，搭長程巴士的話，檢查哨的阿兵哥是沒有能力分辨我們的。”

不過，林仁建還是非常擔心，一再詢問“真的沒有問題嗎?”朋友這次幽默地說：“你有辦法分辨出這條豬与那一條豬長相之不同點嗎?假如看不出來的話，那么巴拉圭的士兵當然也分辨不出來我們這些亞洲人啊！”

“搭上巴士后，心里一直很害怕，那些士兵帶著狼犬荷槍實彈上車，一個個盤問乘客證件，以及檢查有無攜帶毒品。我真怕被認出而成為槍下亡魂，還好，他們果真分不清“亞洲豬仔”。”林仁建幽默地說著。

經過整整22小時的車程，終于到達巴拉圭首府亞松森市。林仁建表示，為期一個星期的音樂祭中，白天每天都有講習會与比賽，在晚上音樂會結束后，所有參加國際大賽的各國選手們和演出的吉他家到酒吧里，大家齊聚一堂，彼此彈琴論樂。

“活動結束后，主辦單位找了一間非常大的私人別墅，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歌唱、跳舞無所不談。當天我看見學姐伯爾塔·羅哈絲去找約翰·威廉斯談巴利奧斯作品的問題，她認為約翰·威廉斯在某一音彈錯了，并且示范給約翰·威廉斯看。我在一旁看的心惊膽跳，她竟敢直接去挑戰一位國際大師，并且糾正他的錯誤，在我們文化認知上，那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雖然過程中他們產生不少爭論，但是最后還是融洽收場，這讓我真正見識到西洋開放文化与東方固有文化之不同點。

其次，我問約翰·威廉斯為何不來台灣演奏，他說那要問你們國家的經紀公司。過去大家一直傳說他故意耍大牌或不喜歡台灣所以才不來台演奏，其實那是錯誤的觀念，他遞給我一張經紀人的名片，希望未來有机會來台演奏。”

經過二年多的學習后，林仁建終于在1995年12月學成歸國。林仁建表示：“离開烏拉圭時，卡雷巴洛老師對我的技巧給与相當的肯定，但是要如何活用老師的技巧，又牽涉到本身對于音樂的修養与詮釋問題。由于先前所受的正統音樂教育太少，對于樂曲的理解与分析能力不夠，因此決定前往美國學習音樂理論。”

如今可惜的是，卡雷巴洛大師已于2001年7月17日黎明，于德國柏林進行旅行演奏時，因心髒發作病逝，享年84歲；林仁建成為卡雷巴洛大師在台灣唯一，恐怕也是亞洲唯二(另一位是日本的高田元太郎)之直系嫡傳弟子。

1996年7月林仁建再度离開台灣，進入美國亞歷桑納州立大學音樂系，主修古典吉他，与擔任美國吉他基金會(GFA)顧問團主席的名師弗蘭克·昆斯(Frank Koonce)教授習琴；而當時是以三十一歲的年齡，入學大學一年級，三年半后，1999年12月畢業回國。其間，他在1998年參加亞歷桑納州查爾斯·馬奇桑(Charles Margesun)吉他比賽，得到大學組第一名。

“在美國的學習過程中，學習不少關于音樂理論、音樂史、視唱听寫、指揮、鋼琴等過去較欠乏的部分，這對于我個人在詮釋音樂方面有不少幫助。”林仁建表示。

公元2000年，林仁建接触吉他音樂已有二十余年時間，他一直有一個夢想，那就是灌錄呂昭炫吉他音樂作品集。

林仁建回憶說：“國小六年級時，第一次听到呂昭炫老師那一張《被遺忘的弦韻》曲盤后有很深的感動。進入國中后開始自學吉他，當國中三年級時，已大量彈奏呂老師的作品如《楊柳》、《故鄉》、《殘春花》、《秋》等曲。后來在美國念書時，經常于演奏會后的安可曲中彈奏呂老師的作品，獲得觀眾很大的回響。畢業前夕，自行灌錄多首關于呂老師的樂曲，送給美國友人當紀念，大家都非常喜歡。因此，回國后興起想要灌錄呂老師音樂作品的想法。”

林仁建也敘述最初接触呂昭炫時的感想：“在個人過去印象當中，呂昭炫對我來說，就像是神話里面的人物一樣，并且是一位与山同高的音樂家，第一次近距离与他接触時，內心充滿無限喜悅，因為終于見到長久以來的偶像人物。當我試彈几首他的作品之后，經由呂老師的認可，我們開始詳談錄制唱片的細節。”

當問及与呂昭炫互動過程中，對他的音樂与演奏方式有何感想時，林仁建回答：“呂老師的作品是直接從他生活中的感受萃取靈感，將之化成一串串美麗的音符，并用音符來彩繪他的生命及記憶中美好的事物、景色，吉他的六條弦就是他的畫筆。而呂老師的演奏不是經過學院技巧和知識分析的理性產物，而是直接從心靈唱出來的，如果要用兩個字來總括老師的演奏風格，就是重頭到尾充滿了‘詩意’！”

另外，問及錄音過程中，呂昭炫對于音樂處理有何想法時，林仁建回答：“呂老師經常因時間与環境不同，對樂曲詮釋有不同看法和新的感受，因此在錄音室過程中，常有一改再改的情況發生，因為他想呈現出更完美的音樂，這點對錄音者是很大的挑戰。”

此外，林仁建也表示，呂昭炫的音樂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受到應有的禮遇對待，若他生處于外國或美國的話，政府早就頒贈給終身成就獎的榮譽，只可惜現今所處的華人社會中，尚未能認識這位优秀音樂家，實在令人相當惋惜。

在灌錄《呂昭炫吉他作品集》后，屬于林仁建個人的階段任務已經完成。由于熱愛吉他音樂的緣故，林仁建表示未來有机會的話仍將出國進修，并且希望以研究呂昭炫的音樂為論文題目，為本土音樂家略盡個人綿薄之力。

或許是人親土親的關系，林仁建對于本土音樂作曲家的作品特別喜愛，經由筆者介紹，他開始著手研究新生代作曲家陳永鑫的音樂作品，未來在顯東兄的大力支持下，或有机會首演陳永鑫的吉他音樂作品。

林仁建身為現代音樂青年，執拗于熱愛的吉他音樂，他不畏學習艱難、逆水行舟奮發向上的精神，實為台灣現代音樂青年的最佳典范。